庚子年开年的疫情让整个中国经历了一场从可见到不可见、从物质到精神的考验。如何在疫情防控的“下半场”打赢这场攻坚持久战，正是全国两会的重要议题。

从行动上，整个中国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抗疫；从精神上，人们开展了一场不亚于全民教育式的批判与反思：关于对我们的信息公开制度、基层自治权力的限度、我们的生活方式与精神秩序的根基等问题的思考前所未有地涌进了中国人的精神意识中。这是一场令人痛楚的事件，也是一个真实认识我们自身的情境。在这场还未结束的事件中，关于对话以及相应的对话伦理与生活共同体的团结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

 

如果失去团结，就不会有未来

加缪在小说《鼠疫》中以两个角色作为他主张的话语的代言人：医生里厄和公务员格朗。里厄医生勇敢务实、有行动力，他的动机唯一而质朴——做好自己的医生工作。公务员格朗，不会说漂亮话，在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他认为自己在疫情中所做的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因为人要互相帮助。加缪通过这部小说来反思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人类责任。在突如其来的灾厄困境中，行动在当下，用自己的本职工作来为单调的日常生活赋予意义；以及个体人的脆弱性既然是已被验证的事实，人们就应当团结。

当我们真实地遭遇到疫病的困境时，加缪关于团结的主张显得特别重要和有力量。团结这个词所象征的东西在中国的这场抗击疫病的斗争中有特别符号化的表达：各省市医疗队援鄂的出征宣言上那些红色的手印；“空城”与宅居的组合；火神山医院建设工地上就地补眠的建造者姿势；几近全民佩戴口罩画面与配合测体温的生活秩序等。建国以来首次的封城决策实质性地会影响到常居或暂居武汉的上千万人的日常生活，使作为南北东西的交通大枢纽在本应是节日大流动的关节点阻滞，也使全中国人的神经突然紧绷。武汉人民面对的困境绝不仅是日常生活秩序的受阻，还有疫病传染的威胁与需要医治的焦虑。其间人们一致地对抗疫情，以自己所能做的努力参与到了维持自身亦是维持生活共同体秩序的行动队伍。

其实，每个人都认清自己的存在，都努力去践履自己的本职，就是团结。疫病所带来的状态是一种紧急状态中的失衡，这种失衡包含着自然秩序的失衡，也包含着人心的失序。如果不在面对一种共同困境时保持一种一致性的行动方向与精神秩序，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失去团结，就不会有未来。

 

通过有责任伦理的对话使个体再社会化

在许多复杂的公共问题在疫情紧急措施时期凸显出来的时候，团结话语所意图建构的精神秩序遭受到了来自各种视角的夹击：热衷于“寻找真相”的叙事话语、借题发挥的造谣和传谣、文化上的自我“曝丑”等，这些多样的视角背后有着共同的视角，它们都在营造一种对抗性的意识形态，并意图最终从这种对抗性张力中寻找到兑换成或大或微的权力的通道。所以，视角主义在公共事件的公共话语场中总会特别炫目地现身。

现代人在现代性的个体状态中都不约而同地有着“找回自我”之后的话语优越感，乐于表达。当尼采判断现代性的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虚无主义的时候，他是以视角主义为其解剖刀的。可以说，视角主义是现代人身上的自带的特质。尼采的“没有事实，只有解释”的断言被哲学界称之为视角主义，这成为现在流行的对话逻辑——“雄辩胜于事实”——的理论奠基，即不存在独立于视角的客观事实，而是视角在制造着“真相”。当被个人情感与信念所主导的视角遇到相冲突的观点时，人们倾向于去拼凑证据、截取数据来支撑自身视角所确证的事实，完成“改造事实”或“制造真相”。视角主义是价值多元主义、自由主义的根脉，它在现代社会中的生长造成了人们因共同生活而建立起来的共同视角的撕裂与分化，并反映在公共问题上共识基础的消弱与瓦解。

当视角主义被现代通讯技术加持之后，它就如虎添翼了。当今网络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公共问题的发言与谈论成为一种门槛很低的事情。“对话的浪漫”的信念使表达成为一种夸张的刷存在感的行动准则。甚至是为表达而表达，而且在表达的洪流中夹杂着来势汹汹的独白式话语，不追求对话与回应，不立基于对话的责任。这使表达成为侵蚀生活共同体的基本共识乃至于最后成为破坏共同体团结的事件。

所以，我们需要一种对话的伦理，因为，再也没有比言语实践能更好地让人理解他人并且理解自身了，而这种理解、共情是维系团结最基本的纽带。

关于对话伦理，马丁·布伯的思考值得我们关注，他通过考察人们的对话来探讨人的存在。他认为，对话伦理在强调个体价值与自由的时候，同样强调了个体对于他者的伦理责任。在他看来，真正的对话要求人的内在生命处于敞开与接受的状态，从而走出自我，转向他者，与他者共在。对话的过程就是一个遵守规则（语义学规则和话语规则）的教化过程，也是一个承认他者（对话者）与自己一样具有对话资格的过程。因此，对话包含平等的内涵在其中。

对话是具有召唤与回应结构的生命实践活动，它的展开需要人们建立起一种共在的精神意识以及对于个体之上的秩序的敬畏情绪，在这样的精神意识与敬畏情绪之下展开真正的对话——人的对话。总之，对话是为了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共存共在的亲密关系。人们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由言说结成的复杂关系网，在这个网络中，“成为一个人，就意味着成为一个鲜明的对照。”话语者正是在对照、互通有无中确证彼此。而关系要求参与者的视角融合，以寻求一种交叠共识，在共同的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中面对共同问题时寻找共同的立足点。

就这样，在对话实践所建立起的交往关系中，人们就世界中的客体以及共同面对的问题达成了共识。通过具有这种他者责任意识的主体间对话，人人都对话语表达负起对话伦理，使表达自由成为一种真正有建设性意义的自由，从而也就使那些意图通过煽动对话场中的情绪而寻租到权力的别有用心者失去根基。更根本的是，通过这种有责任伦理的对话实践而使得现代性中游离的个体能够再社会化，从而能够在具体的社会空间与历史空间中相互合作，共同应对所有人都面临着的共同问题。

 

团结应扩及到整个生命共同体

疫病使我们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种人与病毒的对抗中，人们理应学会反思是否是自身造成了失衡与越界。病毒也是这个自然生态中的生命，它们也有自身的生命秩序。福柯相信疾病有着自身的生命结构与布局，它们与健康具有同样的本体论意义。生态现象学提倡一种“栖居视角”，人应与其他非人因素混融杂合、共生。对此，刘易斯·托马斯这位“生物学观察员”以超人的学识和洞察力在其著作《细胞生命的礼赞》中早就给我们指出了理解生物多样性的视角——各种物种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才是生命的真相。托马斯医生告诉我们，人类的健康是建立在与微生物和谐共处的根本原则上的，自然界的健康亦然。人对自然的过分进取心已经在打破平衡时招致了一次又一次的自然界报复。

加缪在《鼠疫》的结尾处写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带去灾难与教训。”这个结尾意味深长，它昭示着人类的命运，人们永远需要团结在一起，持续地与疫病为代表的恶的斗争。唯有团结在一起组成团结的共同体，才能一次一次地在面对共同的困境与灾厄时存在下去。

但加缪所揭示的团结不应只限于人类，还应扩及到整个生命共同体的团结。就如刘易斯·托马斯所说的那样：“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地联锁在一起。”所以，人们应当负起同样的对话伦理朝向自然，走入自然。